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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岡山的答卷》:脫貧攻堅戰的贛地書寫

文章來源::《創作評譚》 | 江臘生 謝小平發表時間:2020-12-09

  脫貧攻堅是當代中國最偉大的“中國故事”,也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精彩的故事。2020年是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之年。在這樣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時刻,江西作家與時代同步伐、以人民為中心,站在一個深廣的歷史視野下表現脫貧攻堅、不斷探索和展開新時代的鄉村故事書寫。他們通過增強“腳力、眼力、腦力、筆力”,在繼承和弘揚紅色精神的基礎上,展現脫貧致富、走向振興的鄉村及其生活圖景。江西作家凌翼的《井岡山的答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溫燕霞的《琵琶圍》(《人民文學》2020年第9期)、范劍鳴的《風吹蒿萊》(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王松的《映山紅,又映山紅》(江西高校出版社2020年版)、郭白云編《脫貧脫貧》(江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曾緋龍與張昱煜的《扶貧路上的追夢少年》(江西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蔡勛的《花橋紀事——駐村第一書記扶貧手記》等作品,從扶貧攻堅戰中的第一書記到豆蔻年華的追夢少年,記錄了紅土地上正在“進行時”的鄉村巨變與時代新變,為傳統的鄉村故事續寫了新的篇章。

  一、紅色精神引領下的扶貧新人建構

  “新人”作為時代的突出特征,隨著社會的不斷變化而獲得新的內涵?!秳摌I史》中的梁生寶,《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安、孫少平,不同時代的新人凝聚時代精神,富有啟迪人心、引人向上的價值和意義。新時代農村題材寫作突出精神引領作用,為當代文學人物畫廊增添許多富有鮮活時代氣息的新人形象。何建明的報告文學《山神》中,“當代愚公”黃大發帶領村民歷時36年,終于在千米高的懸崖峭壁上開鑿出一條長達十多公里的人工“天渠”,解決了村民吃水難問題,鮮明體現出共產黨人“為人民謀幸?!钡氖钢静挥寰?。趙德發的《經山?!分?,身處脫貧攻堅、鄉村振興一線的鄉鎮干部吳小蒿,面對困難初心不改,帶領百姓改變鄉村落后面貌,體現出新時代基層黨員干部的優良品質。忽培元《鄉村第一書記》中的鄉村開拓者白朗,為家鄉脫貧致富日夜奔忙,充分彰顯出青年黨員干部的風采與擔當。關仁山《金谷銀山》努力接續柳青《創業史》的“創業”傳統和“新人”書寫經驗,塑造了一個新時代農民形象范少山。在農村新氣象感召下,范少山從北京返回故鄉白羊峪,帶領鄉親種金谷子和金蘋果,發展綠色農業,鑿山修路,開發溶洞旅游等項目,最終實現鄉村脫貧致富。這些新時代的新人形象,激情參與宏闊的歷史進程,實現個人的時代價值與意義,形成了當下鄉村振興的時代主潮。

  贛鄱大地上的紅色文化,既指全省以紅壤土地為主體的地形地貌,更指江西是曾經為革命事業做出巨大貢獻的紅色老區。全省各地分布著大量的革命勝跡、舊址和紀念物,擁有革命搖籃——井岡山、共和國的搖籃——瑞金、軍旗升起的地方——南昌、秋收起義的策源地——萍鄉等著名的革命圣地。這些紅色風景凝聚成江西獨有的精神資源,激勵江西人民在各項事業中奮力前行。

  《井岡山的答卷》正是以井岡山率先脫貧“摘帽”這一重要事件為主題創作的一部內容豐富、蘊含深遠的報告文學。面對艱巨的“扶貧攻堅”事業,作家走進井岡山的田間地頭,尋找井岡山精神的源頭。通過作家實地走訪、查閱資料的方式,全書努力挖掘井岡山精神、紅色文化基因,將其轉化為當下偉大而艱巨的精準扶貧事業的精神內核。于是,一個個井岡山當年的革命故事紛至沓來,成為新時代人們脫貧攻堅的精神力量。當工農紅軍在黃坳村遭受地主武裝突襲時,士氣低迷,毛澤東勇當“排頭兵”,憑借卓越的軍事智慧和大將風度,帶領人民軍隊走向革命的勝利。面對前進道路上的艱難險阻,毛澤東站在井岡山“雷打石”上定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三項紀律:一、行動聽指揮;二、打土豪籌款子要歸公;三、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隊伍在強化紀律建設的過程中,確立了從嚴治黨的高度,為新時代扶貧工作做到精確監管、防止扶貧領域腐敗,留下了嚴守紀律的優良傳統。

  井岡山紅色精神的傳播,既有紅軍宣傳員江志華犧牲后留下的革命歌本,也有后人江滿鳳邊做保潔、邊用深情的歌喉傳唱當年紅軍阿哥身上的革命精神。博物館館長毛秉華退休后義務宣講井岡山斗爭歷史,用他的生命激情,共同詮釋了井岡山的紅色精神。兒子毛汝亭從省委黨校退休后,追隨父親來到井岡山,接過了父親的旗幟。英國留學歸來的孫子毛浩夫,接過爺爺的講稿,也成為一名井岡山精神的現場教學老師。一家三代人,用自己的生命,傳承著井岡山精神的紅色血脈。老阿姨龔全珍在新中國成立初年追隨丈夫甘祖昌將軍,主動回到家鄉當農民,為改變鄉村面貌而貢獻了一生,成為2013年度感動中國十大人物之一,其孫女也成為宣講紅色精神的一員。老革命家曾志從井岡山出發,轉戰全國,死后魂歸井岡山。孫子石金龍放棄廣州的工作,回到井岡山,深情講述曾志等革命家的英雄故事。還有謝桂標、陳平梅祖孫倆,他們用歌聲傳唱著井岡山的紅色歌謠,將革命的精神代代相傳。大倉村支部書記張振華為了策應村里的紅色旅游發展,不但沒有領土地的征用款,反而獻出自家土地,這與井岡山革命時期紅軍師長張子清獻出自己的“救命鹽”一脈相承,體現出井岡山精神穿越時空的本質。一代又一代井岡山人的精神傳承,構成了紅色基因的隱喻,它從紅色的土地上生長出來,滲透在每一個生命個體的血液當中。于是,在紅色精神的指引下,小歌星謝嘉成由一個貧困戶的孩子,成為一個代表井岡山來展示中國的扶貧形象,向世界唱出“革命搖籃”井岡山脫貧攻堅戰最強音的代言人。

  在充盈著紅色精神的歷史空間里,孕育了當代井岡山人脫貧攻堅的決心和信心。紅色的井岡山精神直接激勵和引導著當代人決戰脫貧、走向致富的道路。江西作家一方面走進井岡山革命歷史的烽火歲月,感受革命先輩的精神力量,另一方面又探究這種精神力量如何傳承下來,如何被當代井岡山人接受進而轉化為決戰脫貧攻堅的精神資源。

  作家凌翼在后記中談到,為了真實再現井岡山率先脫貧摘帽這一偉大實踐,他地毯式地走訪了井岡山市20多個鄉鎮場、120余個村組,訪問了300余名干部群眾,積累了20余萬字的采訪筆記。這些大量的第一手鮮活素材,使他將筆墨落到一些普普通通的人身上,成功塑造出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形象,如第一書記、扶貧帶頭人和脫貧群眾等。在這些新人形象中,既有奮斗在決勝脫貧攻堅一線的優秀基層黨員干部,也有為脫貧而奮斗的普通農民。

  第一書記曾潤洲在遭遇扶貧工作的挫折時,帶領全體黨員唱起了井岡山的革命歌謠,在歌聲中統一了思想,凝聚了精神。他學習毛澤東當年在井岡山“將支部建在連上”的方法,整頓黨的基層組織。他走進農戶聊家常,噓寒問暖,深入群眾逐一摸排貧困戶家庭情況。此后,他通過實施一系列具體的幫扶項目,修路、修橋、魚塘擴建、農田整治、光伏產業,實現了村里的整體脫貧,熟悉的歌聲也成了曾潤洲扶貧工作的標志。周德茂強化村級黨建工作,制作與群眾聯系的連心卡,為村民安裝自來水、改造危房、組織農業合作社。為了著眼長遠,他因地制宜,將扶貧點打造成“知青文化旅游點、黨建扶貧示范點、干部實踐拓展點、傳統村落保護點”。曲江村第一書記葉維祝推進土坯房改造、整治水渠、新修入戶路,修建文化活動中心、休閑文化廣場等,探索種白蓮、養魚蝦等產業,腳上一雙千層底布鞋后跟都磨塌了。排頭村的第一書記羅軍元注重從“微”處出力,開展“為心愿送溫暖”活動,扎扎實實將扶貧工作的精神化入村民和黨員的心中。他在排頭村實施荒廢魚塘標準化改造,建造果蔬種植基地、牲畜飼養基地,幫助貧困戶通過種養、享受分紅、獲取勞務收入等方式實現真正的產業脫貧。

  井岡山上這些第一書記,正是井岡山紅色精神映照下的新人形象。他們天然地帶有井岡山地區的紅色文化基因,將傳統的家國情懷與新時代的紅色資源緊密融合,投入到打贏脫貧攻堅戰這一偉大而艱巨的戰斗中。他們奔走于井岡山的每一個角落,用自己的耐心和愛心,給村民們送去了溫暖和關愛,也帶來了產業扶貧的現代理念。他們改變的不僅僅是村民的貧困狀態,更重要的是帶給了鄉民們現代產業經營的新風。他們并非止步于鄉村短時的脫貧,而是將脫貧致富的理念植入鄉民的日常生活,讓農民自己成為脫貧致富的主體。

  在溫燕霞的《琵琶圍》中,小說沒有正面寫何館長等扶貧干部身上的紅色精神,而是通過貧困戶橘子婆等人的口吻,將蘇區紅軍的精神與扶貧干部的行動對接。當何館長等人要付錢給派飯的世紀老人橘子婆時,她說:“你們和楊書記像當年的紅軍吶。那時紅軍在我屋里食飯要給我伙食費,我不肯收,他們就放在桌邊上。要是行軍路上挖了老百姓的紅薯,也要在地里埋幾枚銅板,硬是不占我們老百姓的便宜?!眴〔贸鲆粡埬p得不成樣的《閃閃的紅星》電影海報,上面有穿著紅軍服裝的潘冬子,一個搪瓷缸上燒制的“紅軍萬歲”字樣鮮紅如故,這兩個意象正是蘇區精神的體現。小說通過這些意象,將江西贛南中央蘇區革命精神與貧困山村脫貧攻堅的干部事跡緊密結合,用細膩的筆觸刻畫何勁華、金彩鳳等基層扶貧干部舍小家為大家,在工作中從點滴入手,因戶施策,帶領石浩財、朱雪飛、許秀珍等貧困戶實現了精準脫貧的干部形象。妻子開刀剛出院,又逢兒媳婦生產,家里的豆腐店還需要打理,就在家里亂成一鍋粥時,何勁華受命扶貧琵琶圍。他給村民帶上手電筒、各式燈彩,走入幫扶對象的內心世界,將蘇區精神以及蘇區干部的好作風好傳統巧妙地化入扶貧攻堅的日常生活。于是,小說中扶貧攻堅這一時代任務便與一座圍屋的前世今生緊密相連,其筆下的扶貧干部形象也在日常生活的生動描述中接通了蘇區革命的歷史傳統。

  二、融豪情于日?;姆鲐毠适轮v述

  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強調,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使命。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標不放松,堅決打贏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在總書記講話精神的指引下,全國上下、各行各業都投入到了這一人類歷史上堪稱史詩級的偉大“戰爭”中。贛鄱大地在紅色文化的輝映下,上演著一個個脫貧攻堅的精彩故事。

  作家凌翼談道:“我感受到創作此書有了更深層的意義和更巨大的能量,也感受到了井岡山老區脫貧是一代代共產黨人的夢想,一代代共產黨人的追求,一代代共產黨人向人民交付的答卷?!盵1]在一系列扶貧攻堅的文學書寫中,撲面而來的是冒著熱氣的革命豪情,彌散在革命戰爭與扶貧攻堅共同支撐起來的一個巨大歷史空間中,指引著新時代扶貧干部的工作與生活。這些文本當中,既有對革命歷史記憶的深情回望,更有扶貧干部深入鄉村開展脫貧攻堅的激情書寫。其中的人與事因攜帶著紅色的文化基因,而有了革命的豪情。李偉平的詩歌《吃勁事業》中寫道:“脫貧攻堅/莫道使命艱巨/瘦肩亦要如鐵/聚全域合力/鑄萬千釘勁/用幾載功夫/榮光歲月/脫數層皮/盡銳出戰/不破樓蘭誓不返/掀翻茅屋/充實倉廩/老病無憂/孩童皆學/小康大同/鄉村振興/敢教日月換新天/有云,詩和遠方很美/當下/近處遍地的走在鄉間小道/為亙古民族偉業拼搏奉獻的人更美!”詩中透露出的是一種將士出征般的革命豪情,與決戰決勝的信心與決心,既洋溢著革命浪漫主義的豪氣,又充滿脫貧攻堅戰斗的詩意,真切地表現了新時代扶貧事業的艱難與壯美。在《合律》中,“同呼吸,共擔當/萬千聲音/以大海般的磅礴合律/彈奏出/鄉村振興,萬民以安的/雄渾交響”。詩中以大海般的磅礴合律隱喻鄉村振興的時代交響曲,書寫了一代人脫貧攻堅的壯志豪情。而在殘疾詩人李云鵬筆下:“我曾和貧窮困窘一道低伏塵泥/是黨和國家給我以春天/讓我身上落滿花瓣/生命一如靜待花開/總有枯榮濃淡/誰都無法自詡/它能四時浩繁/我和兒子將身體捐得徹底/讓自己重歸大地/我理解這是生命的真正斑斕……”其中的“讓自己重歸大地”“生命的真正斑斕”,既有作者脫貧之后對黨和人民的感恩之情,又有其回饋社會的真情與豪情。

  在凌翼的筆下,眾多脫貧攻堅的第一書記等新人形象的書寫,總是伴隨著井岡山紅色精神的理解和繼承。全書浸透在一個宏大的井岡山精神紅色主題下,將紅色文化與扶貧現實雙線書寫有機融合。因此,每一個第一書記的扶貧工作,每一個貧困戶的脫貧努力,都自然而然帶有井岡山紅色文化的自豪感和責任感。閱讀這些脫貧攻堅題材的文本,感受到的不僅僅是真實的脫貧故事,更重要的是其中由于紅色文化的傳承與人民生活的真切變化而帶來的自豪感。這是一種歷史回望的自豪,也是向黨和人民交上答卷的拳拳深情。在“案山模式”中,返鄉青年楊喜華打造青春創業園、康養產業園和紅色培訓產業園。王根梅經營“一口香”美食店,曾紅梅實現自己的蓋房夢,還有挑糧小道生態農業服務公司的多種經營等,這些成功脫貧的案例不僅洋溢著創業成功的喜悅,也有當代人的豪壯感。

  面對如火如荼的扶貧攻堅,作家沒有僅僅局限于扶貧干部先進事跡的講述,而是沉入農民日常生活的內在,撥開鄉村生活的內在肌理,真實地呈現當下扶貧攻堅大變動下的農民文化心理和黨員干部的真實追求。在《脫貧脫貧》中,作為扶貧干部的肖小軍,一邊是緊張繁忙的掛點村扶貧工作,一邊是自己的妻子有孕在身。他肩扛脫貧攻堅的艱巨任務,同時又理解自己的妻子需要親人的陪伴。他心中充滿內疚感,又經常接到緊急任務而匆匆趕回村委會。于是,一個真實立體的扶貧干部形象出現在讀者面前。文中沒有一味去寫扶貧工作的努力與奉獻,而是從真實人性的立場出發,體現了對新時代干部形象的理解。細心的余亮良上門尋訪貧困戶,見到孩子想要一個風箏,他便記在心里,帶來了風箏和學習用品,最終喚起了貧困戶的生活勇氣,在他的幫扶下順利脫貧。一個風箏,連通了他和貧困戶的心,也隨之帶來了相互信任和理解。曾興龍兩百多天沒有回家吃午飯,家里人一直在等待。兒子埋怨父親不講信用,妻子更是對丈夫自主取消家里老人的貧困戶低保有一肚子意見。當曾興龍疲憊地回到家,見兒子已經入睡了,就悄悄給兒子蓋好毯子,到雜房里拿了尿桶去菜地里施肥。其中有其對家人的深深愧疚,更有一心撲在扶貧工作上的執著。在《井岡山的答卷》中,第一書記曾潤洲善于與村民打成一片。為了開展工作,他不顧酒瘋子家里亂糟糟的情況,而與他一起做飯喝酒。雖然黃豆炒焦了,放進嘴里吃幾粒嘴皮就烏黑斑斑,但曾潤洲毫不嫌棄仍然繼續碰杯、喝酒,從而與其走心入肺地交流起來。這些日常生活的敘事,把一個扶貧干部最平凡真實的一面展示在讀者面前,真切地將扶貧攻堅落實在常態的生活空間里。

  作家沒有就扶貧寫扶貧,就井岡山的精神寫井岡山的精神,而是在打通歷史與現實的基礎上,將其立足于農民的日常生活圖景?!耙豢谙恪崩习逋醺放c丈夫一同走上致富路,丈夫省吃儉用給她買了一條項鏈和一個戒指,當戒指不小心丟了后,丈夫要拿打工的工資去重新買一個,王根梅卻認為一家老老少少的生活比戒指重要。戒指,正是他們情感的根本,也是他們走上致富道路的見證。于是,盡管作品重點表現的是宏大的扶貧主題,卻沒有停留在政策性話語的闡釋和宣傳上,而是走進農民、扶貧干部的內心世界,在日常的生活狀態中把握扶貧攻堅帶來的山鄉巨變的熱度。這些文本中的鄉村不是魯迅筆下的蕭瑟鄉村,也不是梁鴻筆下不斷后撤的村莊,而是充滿自身脈動和生機的鄉村。

  文本將扶貧工作中具體的一些措施,如建立藍卡、紅卡、黃卡制度,發展農家樂、高端經濟作物的栽種,大學生回鄉創業,貧困村整體搬遷等融入上面的日常敘述當中,使得這些政策性的扶貧工作,具有了生活的氣息,也帶有了情感的熱度?!澳玫椒刻柕拇迕?,回家整理搬家的物品。什么該帶,什么不該帶,他們心中很糾結。樓房多干凈啊,老房子的東西到了新房用不上,帶去了沒有地方放,也影響房子的整潔和雅觀。被子、衣服等生活必需品一定要帶,以免花不必要的錢。新房子里燒的是液化氣,燒柴火的鍋灶自然用不上了,不用帶;笨重的家具肯定不能搬到新房子里去,搬去占用空間不說,多難看啊。到了新房子那,做了城鎮居民,那里可不像村里,能夠隨便開荒種菜什么的了,所以鐮刀、鋤頭、柴刀就派不上用場了??墒?,這些鐮刀、鋤頭、柴刀……跟了他們一輩子,真要舍棄它們,真舍不得呢。他們拿起來,又放下,放下又拿起來。有的還拿起在磨刀石上將柴刀磨得雪亮,說,老伙計,就此別過。然后,將柴刀依依不舍地放入刀夾子里?!边@些日常生活的鮮活呈現,與紅色文化精神相互映照,既有江西本土文化的個性特征,又有歷史傳統的厚重。

  日?;姆鲐毠ぷ髦v述,關鍵在于作品是否接地氣。溫燕霞的《琵琶圍》中,石浩財夜間放蛇恐嚇扶貧干部,整天在家里醉酒打呼嚕。朱家三姐妹因為麻風病未能嫁出,三人成了老姑娘。唐家三兄弟入贅,三個男人卻被雷擊中丟失性命。朱云飛勤勞肯干,總是與啞伯爭種后山的菜地,鬧得不可開交。橘子婆一邊罵啞伯是“老白狗”,一邊又幫他洗衣服。她不愿意搬遷,為的是“守好老屋框,燒好家里這把灶膛火”。這正是扶貧工作的日常生活。作家將這些富有生氣的鄉村生活圖景與扶貧干部的融合結合起來,避免了很多扶貧小說明顯的植入感。作家談道:“那段時間我就像生活在琵琶圍,那兒的一草一木、一屋一瓦、一人一牛、一顰一笑皆真實可信,寫著寫著,筆下的人物忽然便有了心跳和靈魂,耳邊響起了琵琶圍才能聽見的風雨聲和林濤聲、石浩財的吼聲、朱雨飛的笑聲、許秀珍的罵聲、朱雪飛的嗔怪聲、何勁華的笛聲、啞伯的哇啦聲、橘子婆的絮叨聲、金彩鳳的燈彩調……文字因此有了色彩、氣味,那一個個跋涉在脫貧攻堅路上的影子變成了有著獨特音容笑貌的活人?!庇谑?,琵琶圍的小說世界和現實中的贛南鄉村疊合在一起,脫貧攻堅這一偉大任務融入日常生活的氣息當中,散發出山鄉泥土草木的清香。作家用細膩的文字書寫了圍屋世界的喜怒哀樂,在富有生氣的鄉村圖景中傳達了山鄉巨變下農民的心靈嬗變。

  三、扶貧現實與紅色歷史的互文結構

  扶貧故事的講述,不僅僅是當下扶貧工作本身的總結性展示,更重要的是將其放在一個深廣的歷史視野中加以理解。江西獨特的地域文化、紅色文化,自然成為當下扶貧故事支撐性文本。這種歷史與現實的互文結構,既不重在表現現實的扶貧工作本身,也不專注于歷史紅色文化記憶的詩性追敘,而是在二者之間尋找一種精神貫穿的內在文化動因。這種文化動因既源于江西這塊厚重的文化土壤,也是當下江西人要面對的艱巨使命。二者之間既形成一種巨大的張力,又將歷史文化的厚重與現實使命的艱巨融合起來,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化氛圍。同時,鄉村脫貧的時代浪潮并沒有忽視作品中鄉村生活中詩意的一面,而是在文本中既相互碰撞,又相互支持,鄉土文化的詩意守望中不失現代價值的追求。也就是說,在江西扶貧攻堅的文學書寫中,并沒有僅僅抓取當下的扶貧事實,而是將其置于一個紅色革命與脫貧攻堅相互貫通的歷史脈絡中加以表現。在書的序言中,作者凌翼寫道:“井岡山是中國革命的搖籃,率先脫貧又賦予井岡山新的時代意義?!盵2]《井岡山的答卷》有別于已有的其他扶貧報告文學的地方,是把井岡山紅色文化同當下脫貧攻堅現實完美糅合,井岡山精神、脫貧攻堅和鄉村現代化三者自然結合,使其成為一個不可多得的文本。全書是在大的主題下,實現了紅色文化與扶貧現實雙線書寫敘事方式的有機融合,實現了井岡山紅色文化的深度挖掘與脫貧攻堅中的井岡山精神無縫對接,使這部作品具有了沉甸甸的厚度。

  毛澤東在江西永新實行三灣改編,將支部建在連隊上,推動黨組織的基層建立,增加了部隊的戰斗力。第一書記曾潤洲在寨下村扶貧,第一件事也是整頓黨的基層組織。他勇敢地承擔起政委的責任,在扶貧攻堅中將“兩委”凝成一個拳頭,隨時能拉出去戰斗。

  毛澤東和袁文才在大倉的歷史性會見,開啟了中國工農革命的新篇章。二人在吊樓上分析國內國際形勢,以及井岡山的地理優勢與斗爭策略,最終化解了袁文才的疑慮,中國革命從這里走向了成功。同樣,“星火大倉”是大倉美麗鄉村的建設項目,開啟了這個偏僻山村的脫貧序幕?!按髠}會見”的統一戰線精神,轉化為村支書鄧國珍扶貧攻堅、振興鄉村的精神。他本是烈士的后代,他的爺爺見證了當年毛、袁的歷史性會見,并為革命付出了生命。這種精神自然化為文化基因,進入村支書的血液,指引著他帶領村民共同致富。

  在書中,幾乎每一個脫貧的故事背后,都有一個活生生的井岡山革命事跡相互參照。這些歷史文本與現實文本之間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學張力,彌散在作品當中。作品因為這種互文結構,而打開了敘述的空間,將當下最重要的脫貧攻堅戰略放置于一個富有歷史生命力的文化脈絡中,找到其歷史發展的邏輯,從而真正確立黨的脫貧攻堅戰略的歷史意義。

  《脫貧脫貧》一書將歷史人物和歷史故事與萬安脫貧故事構成互文結構,將文本空間拉至一個近現代以來中國人民追求幸福的歷史空間。王松的《映山紅,又映山紅》主要寫于都、石城、興國、全南和龍南五個縣的脫貧攻堅故事,以點帶面,把脫貧攻堅這場戰役與當年的紅色歷史有機結合。文本透過一個個具體人物的生活細節,既在全球減貧的宏觀視野下加以理性的思考,又有歷史縱向的鄉村生活圖景的把握。在《扶貧路上的追夢少年》中,一個個純真的少年成長成才故事與家庭脫貧攻堅故事的敘述,都有相應的井岡山革命故事穿越時空,遙相對話。少年余梓洋的成長與其太姥爺謝桂彪的革命故事,郭云柯的有孝心、樂奉獻與小說《紅巖》中的英雄敘事,左偉波與祖爺爺左桂林等,這些井岡山少年在扶貧路上的成長,無不與井岡山地區特有的歷史資源相吻合,體現了紅色文化的傳承與接續。作品將這些扶貧路上的少年成長置于歷史前行的長河之中,在一個縱深的歷史空間體現一代青少年的精神自覺。在劉偉平的《合律》中,既有“井岡紅旗創造的奇跡”,又有“田野中的蛙鳴”和“灶膛的火焰”,還有脫貧攻堅的“初心使命和榮光”這些不同的意象,在詩歌中形成互文結構,共同組成一個合律,避免了過于生硬和固化的話語闡釋。詩中涌動的扶貧攻堅的激情與鄉村世界的詩意文化融合在一起,既是來自時代的召喚,又屬于歷史的推動。文本在不同的話語世界之間形成的張力效果中,體現了一種自然而又神圣的使命與激情。

  在文本表現方面,鄉村山水的詩意與扶貧進程緊密融合。作家將決戰扶貧勝利之后的自豪與喜悅,融入詩性的語言當中,體現了該類創作的詩化努力?!安恢窃鹿膺€是燈光的映照,這位鎮領導的臉泛著一層紅光,難道微醺的茶讓他內心的表達更具深沉的內涵?我舉杯,朝他的杯子輕輕碰了一下,他將一杯子月光倒進了肚子?!狈鲐毠ぷ鞯钠D辛化入柔軟的月光,繁忙枯燥的日常工作頓時具有了萬般詩意,與井岡山的自然山水文化融合在一起。在搬遷戶離鄉去夢想家園時,鄉村世界一片熱鬧,一片惆悵,難舍難分的鄉村情懷與貧困戶對黨的扶貧工作的感激之情相互融合,既有融入新的生活空間的興奮,又有故土難離的不舍。文中農民面對天天相伴的鋤頭、柴刀,放下又拿起,拿起又放下的場面,真切地表現了農民在黨和政府的幫扶下脫貧,走向夢想家園的復雜心理世界。在范劍鳴的《風吹蒿萊》中,鄉村脫貧的努力與豪情,融入詩意盎然的鄉愁氛圍中,體現了作家作為第一書記,對鄉村生活圖景的深入體驗和真情守望?!俺脸恋氖?,從土屋角落滾了出來,移置廳堂的中央,先用清水洗刷一遍,然后堿水清洗,浸泡多日。丈許的木棍從房梁上取下,也是木桶中一番浸泡,七根八根,九根十根,像一群男人擠在一塊。也有短小的,特意為少年留下。年底的時候,鄉鄰們約個日子,灶膛里柴火旺盛,大鍋里熱氣蒸騰,金黃的稻谷變成了柔軟的飯粒。金黃的堿水導進去,白色的米飯又變回稻谷的色澤,蒸煮之后倒進石臼,人們圍攏過來,趁著熱氣一番搗鼓,興起時兩只木棍合力挑起一大團米果,翻過來一甩,叭地落回石臼。粘揉成團,起臼,門板上搓成條狀,以掌分解,一只只圓潤如玉的米果,就像一串串音符,閃耀著年的喜悅?!编l村脫貧不僅僅是一件偉大的政治事業,更是鄉村生命的歡樂和致富之后的自豪。作家從鄉村生活圖景的捕捉入手,在真切的鄉愁韻味中感受收獲成功的喜悅與興奮。

  最后,在這塊鄉村大地上,不僅有打贏脫貧攻堅戰的熱鬧場面和激情,也有作家對鄉土世界持續發展的理性觀察與思考。在《井岡山的答卷》中,作品除了在紅色歷史與扶貧現實之間構成互文結構以外,還有江西綠色生態與紅色資源之間的交互性思考。荷花鄉返鄉青年張金彪科學種植荷花,加工蓮子、荷葉、藕帶,帶動一系列的產業。溫州商人利用井岡山優越的自然環境,生態有機種植蘆筍,打開綠色食品的國際市場。央企華潤公司整合井岡山的生態文化與紅色文化,大力發展民宿、酒店,打造希望小鎮,開辦養老院,提倡鄉賢鄉約模式,為美麗鄉村建設提供了藍本。同時,文本也對這些扶貧項目的持續性發展做了理性的思考。央企華潤公司援建的這些希望小鎮,能否成為另一個華西村?井岡山的養老服務,會成為小鎮建設的未來發展動力嗎?今天的鄉村建設,如何從傳統鄉賢鄉約文化中汲取營養,開辟一條新時代的中國鄉村之路?作家一方面滿懷熱情地書寫貧困戶搬遷至愛心公寓,另一方面又思考“空心村”出現的事實與未來?!胺鲐?,正在將最后一批老弱病殘人員從這些自然村撤出,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一些邊遠的村莊正在加速消失?!编l村何去何從,這些方面作家有思考,有細節,沒有簡單的田園牧歌或文明挽歌式的惆悵,也沒有對城鎮化、去鄉村化一味地高歌。在《風吹蒿萊》中,作家在關注扶貧工作進鄉村時,重點放在鄉村世界的人與事的鮮活呈現。其中既有戲客游走鄉村、有滋有味唱“蚊帳戲”,醉漢扛著獵槍、整天醉態,神婆土屋問神、寬慰鄉民;又有作家深入鄉村人間的內在肌理,思考他們的生活出路與鄉村未來發展?!巴廖堇锏纳癜?,我們當然不相信那種虛無,但我們又希望她們真有,保佑村子的安寧?!@些神婆是貧困的,還是富裕的?”作家站在鄉土中國的傳統與現代交匯點上,真切地表現了當下實施脫貧攻堅戰略的時代熱潮及其對鄉村未來的思考。

  同時也應該看到,文本在滿懷豪情與激情地書寫紅色大地上脫貧攻堅這一偉大事實中,表現了一大批扶貧干部的努力和付出,描繪了一批脫貧群眾的興奮與感恩;但是,這些文本在展開文化思考過程中,視野還不夠開闊,還需要進一步結合鄉村文化倫理的理解與思考。鄉村脫貧攻堅是一個因時因地而改變的偉大事業,它需要結合地域性、傳統性的文化積淀來加以理性分析和思考。尤其要在充分理解鄉村發展的歷史和未來的同時,把握農民文化與農村現代化的關系。其次,文本在表現鄉村脫貧攻堅戰的興奮與自豪中,大都站在扶貧干部的角度,書寫扶貧干部在紅色文化精神與扶貧攻堅的神圣使命的指引下,引導農民脫貧致富。農民形象的書寫處于相對被動的位置,他們努力脫貧,卻沒有真正表現他們身上脫貧攻堅的主體性和農民身上所具有的生命力和韌勁。因此,作品如何進一步結合鄉村世界的農民文化心理,發掘江西鄉村豐厚的歷史文化資源,調動農民身上的生命力,將是這些作家下一步的重要命題。站在文藝的角度來看,鄉村振興中的美麗鄉村、產業興旺、生態宜居、生活富裕,不只是一個個動聽的口號,也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會呼吸、有活力的村莊。鄉村脫貧這一偉大事業的書寫,需要更多的作家、更多的文本,站在新時代的火熱中,理性而深入地挖掘鄉村世界的資源與活力,表現新時代的山鄉巨變。

  參考文獻:

  [1]凌翼:《井岡山的答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34頁。

  [2]凌翼:《井岡山的答卷》,第1頁。

  [作者單位:江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本文為江西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解放區文學的文化場域與敘事倫理研究”(ZGW1508)的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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